退伍军人、党员外卖站长“范妈妈”：如果可以，我还想帮更多人

记者 方卓然

范俊杰不到40岁，范妈妈党龄已经有17年了。退伍他的军人衣柜里有一身保存了将近20年的预备役军服，上面别着一个党徽。党员多人他曾是外卖一名防空兵，职务是站长导弹射手，退伍后曾辗转在不同行业。还想6年前，帮更他成了上海市静安区的范妈妈一名党员骑手，因为热心肠、退伍爱张罗、军人人缘好，党员多人骑手兄弟喊他“范妈妈”。外卖两年后，站长他成了这个外卖站点第一个党员站长，还想还把以前认识的退伍士兵招进了外卖团队里。

事实上，在上海疫情的压力下，一线配送人员已成为当地供给环节中最关键的力量之一。许多物流流程被打破重建，在前线奔跑的小哥和站长在不断做着新尝试，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疫情形势。

范俊杰是少数一直在配送前线的党员站长，亲身参与了这场“战疫”。他和兄弟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波折？又如何缓解这些困难？“党员站长”的身份起到了什么作用？

以下是范俊杰的口述：

范俊杰当兵时的照片。图片来源：受访者

我叫范俊杰，是一名外卖站长，老家在江苏无锡。再过一年，我就40岁了。我

我现在是美团上海静安寺站的站长，负责配送的区域是静安寺附近方圆3公里左右。因为送外卖，我路过小资咖啡店，去过超级大卖场，跑过弄堂小饭馆。但最近，我经手的货品从外卖一直扩展到奶粉、大米、生活用品……

上海疫情形势挺严峻的，4月开始，站点被封控，骑手陆续被隔离在家，不能出门配送。怎么形容这几天呢？订单多！太多了！我每天会收到四五百单，但骑手又不太够。

我们这儿的骑手住在好几个区，每个区的政策都不一样，他们从住的地方出来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，有的是居委会不放心，有的能出小区但是回不去了。

当时，我赶紧给小哥所在的居委会打电话，帮忙协调这个问题，很快总部也主动帮我们准备材料。我才知道，为了能在疫情中好好地送单，需要不少流程和手续，来保证我们骑手顺利配送。比如，上海不同区的通行证、骑手的工作证明、民生防疫保供企业员工证明等。基本上拿到了这些，我们骑手就能出来了。

还有一些情况是小哥去某个地方送单却回不来，这也挺麻烦的。4月初美团告诉我们有爱心酒店，说可以让骑手在酒店里过夜。我认识的几个骑手碰上了这个难题后，就提交了申请，很快就入住了，晚上在酒店休息，白天出来跑单。

昨晚，听说又有一批好人愿意捐一些场地出来给我们小哥住。而且，这阵子政府也发了几次物资，还有一些备用药；美团也给了一些防疫的物资，像是几十瓶洗手液、1000个口罩……

总之，虽然现在形势很严峻，但我有种感觉，就是总有人想着来帮我们。

范俊杰送外卖的照片。图片来源：受访者

我们每个站点发了20多张防疫通行证，再根据骑手的个人情况，实际最终能出来的只有七八个人。目前，我和手下两名骑手住在一起，他们出去跑单的时候，我帮他们协调订单，给他们做饭。

以前，遇上高峰期，一次一车最多也就接10单左右，但最近，一个骑手一车能挂30多单！我算了一下，相当于一个人要跑三个人的量。兄弟们很辛苦，他们每天8点钟就出来跑，到晚上9点多回去，工作时间都是十三四个小时，甚至十五六个小时。

可是，接到订单那么多，真的没办法全部都送到。怎么办？只能挑最紧急的去送。

我看到订单内容里有药品和基础粮食的时候，都会特别警觉。有一些药，一看就是应急药，我就感觉这家人应该很着急了，顾客或者家人的身体是不是撑不住了；还有一些是很基础的粮食，像是大米、面、油这种，我会觉得，可能这家人挺缺粮的。

订单备注也很重要。这阵子，订单的备注真的是五花八门，有的写“希望小哥快点送，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”，有的写“这些药我们买不到，求求你们帮帮忙”。

还有的是女孩子家里没有生理期的用品了，但她又没办法出门购买，APP上也抢不到，她就在备注里写需求。我记得当时收到一个外卖订单。那个女生急需卫生巾，但因为买不到，她就在订单备注里写这个需求。我们骑手一看，觉得很紧急，就跑出去帮忙买了卫生巾，给人家送过去……

还有一个老外，他家里有个刚满4个月的宝宝，急需奶粉和尿不湿。我们小哥从下午4点找到晚上9点，拿着两张通行证，从静安区，跑到普陀区，最后在临近宝山区的交界处，找到了一家母婴店，终于买到了奶粉和尿不湿。小哥在路上还摔了一跤。最后，我们用翻译软件，加上比手画脚，有点笨笨的方式，把东西送到了他那里。他用有外国腔调的中文，一直说“谢谢，谢谢”。

这阵子，大家都很理解骑手。超市订单很多很多，基本上处于一种“爆炸”状态，出货速度就会慢，我们骑手的配送时间也就拉长了。虽然顾客们很着急，但他们也都理解我们。骑手有一次晚到了将近3个小时，顾客也没抱怨，不仅没有投诉，还给他打赏了，说很感谢他。

前几天，我们小哥被顾客发微博表扬了，还给他转了500块小费，他没要。他和顾客说：“一码归一码，我不会做一个没有人情味的人。”

范俊杰帮忙运货。图片来源：受访者

这几天情况紧急，我也一直在想我可以做些什么。党员这个身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。

20年前，我刚初中毕业，家里本来攒了一笔给我上高中的钱，但当时舅舅生病了。妈妈问我：“家里只有一笔钱，你想上学，还是救你舅舅？”我想救家人，就让母亲把钱留给舅舅治病。我便入伍了。就在当兵那几年，我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。

当时，我们部队一周要上3天的思想政治教育课，党支部经常教育我们：在危难时刻，党员必须冲在第一线，有多大能力，就帮多大忙。这些思想已经融入我的血液、我的灵魂里。

那会儿，部队里的入党率差不多是十分之一，我是文艺骨干，还帮大家写黑板报，常组织大家，领导推荐了我，我成了一名共产党员。我经常得到的教育就是：“党员”不是一个职位，也不是一个称呼，而是一个榜样，就是带动其他人来做事。

后来我来上海打拼，成了静安区的一名外卖员，又当了站长，时刻牢记自己的党性。我曾带了个骑手，他爸爸得了重病，我就发动全站的骑手帮他捐款。我一直和我们我们骑手说：“大家有困难，我尽力帮，如果其他人有难，也希望你们主动帮人家。”

也是因为我“爱管闲事”，骑手喜欢叫我“范妈妈”。

最近，除了协调送单，我也给我们小区当志愿者。这也多亏了“外卖站长”的身份。因为常年送外卖，我在附近片区认识了不少商家，了解他们的情况。我就把这些信息用起来，给小区协调物资。

其实很多商家是有存货的，但开不了店，货物就堆放在里面，浪费了。我就想，是不是可以直接联系商家，帮他们把那些货运出来？前两天，我用这个办法给我们小区的居民弄来了300个鸡蛋和70块豆腐。这些东西都零零散散的，但至少能解决一些人的需要。

我楼上的一个阿姨，她每天都要吃高血压的药。现在药吃完了，药店基本上都关门，医院也进不去。我是她邻居，觉得能帮就帮，我知道附近有两家还在营业的药店，就托人去找，最后给她送药过去。

我和很多来上海打拼的人一样，没有熟人、没有亲戚，全靠自己，也互相理解，能出一点力就出一些。希望上海快点好起来。